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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承正：“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感悟《向北方》紧跟共产党         2024年11月28日14:18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回望来时路，历史的长河中总有那些关键时刻与非凡抉择，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闲暇之余，阅读了李红梅、刘仰东合著的《向北方》一书，该书通过翔实的历史资料，全面系统地展现了在中共中央指示和部署下，中共香港分局和华润公司等机构组织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代表，从香港北上解放区这一恢宏的历史壮举，恰似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让我们得以近距离感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民主人士与爱国力量，如何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以非凡的勇气与智慧，作出了“向北方”“去找毛泽东”的坚定选择。该书许多历史画面、著名人物、精辟论断都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也启发人深省和感悟。书中“云南王”龙云那句掷地有声的“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不仅是对个人信念的坚守，更是那个时代众多仁人志士共同心声的回响，它跨越时空，至今仍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此路走不通”：历史的挫折与转变

对抗日战争之胜利，全国各界人士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在战后形成了以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国民党等三大政治势力，在相互牵制中促成了“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形成了在“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框架下的“和平民主”。但是随着蒋介石集团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中国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当时以各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间势力”逐渐形成了走“中间道路”（不同于国共的“第三条道路”）的主流意识——以“旧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和平改良”与“和平革命”为手段、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中间路线”。在错综复杂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对于参加中共提倡的“新政协”和接受中共的领导，经历了一个观望、彷徨、接受、紧跟的过程，最终在“中间道路”“此路走不通”的情况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道路。如民革领导人李济深1948年9月10日给朱学范的信中说：“今日国内畏惧共产之念尚多”；为此提出“此联合政府中共占重要成分，其他各党派与中共占平等地位。”直到当年年底才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邀请，在何香凝等人晓以利害的力劝之下，从犹豫迟疑之中解脱出来，离港北上参加“新政协”。民盟中央委员叶笃义曾在其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中叙述了民盟自1947年被迫解散后，从一个走所谓第三条路线的中间派，逐渐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民主党派的过程。他们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政权、是否接受中共的领导、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等方面存在不同意见，有的就曾商讨起草向中共的建议书；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的重要关头，有人呼应蒋介石之《新年文告》，发出“呼吁和平”的主张。这些就是当时“中间道路”动向的一个写照与缩影。

其实，早在1930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就成立过“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企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谋划走“中间路线”的“第三条道路”，既被共产党所拒绝，更被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所镇压；各民主党派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重新提出走“中间路线”的“第三条道路”，再次为国共双方所否定，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所镇压。“中间路线”之“此路走不通”，这就是历史的宿命。随着“形势比人强”，人们在丢掉“中间路线”幻想、接受中共领导（“紧跟共产党”）方面也渐趋一致，如“向北方”的55位民主人士就发表声明，明确表态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其中：

民联领导人谭平山表示：“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共产党身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

民革领导人李济深表示：“我既下决心并来到了解放区，这一行动就表明了拥护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新中国”；

民革领导人朱学范表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民革蔡廷锴等人说：“中共之伟大超乎理想之外”；

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表示：“中国革命是必须由中共坚强领导的”。

……

“去找毛泽东”：信仰与选择的力量

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力量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本身就说明了中共及其领导核心毛泽东的伟大（“去找毛泽东”就是长征途中党内与红军内部逐渐形成的强烈共识）。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1948年），敏锐地发现“人心动向变了”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明确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由此拉开了中共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新中国“建国大业”的宏大序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就把部署和护送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任务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在这个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大智大勇，让人们感佩不已。特别是针对蒋介石1949年《新年文告》的蛊惑，毛泽东及时在《人民日报》发表新年献词，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有针对性地为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出了一道选择题：面前有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同时，更加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和策略，刚柔相济、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取得良好综合效果。如毛泽东亲自向李达致信：“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李达受到毛泽东高超的统一战线策略的感召，情不自禁地说“天就要亮了啊！”他“向北方”一到解放区，就迫不及待“希望看望润之同志”。这是当时许多标志性代表人物“去找毛泽东”的一个缩影。就这样，出现了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群龙”“俯首甘为毛泽东”的情景：

宋庆龄专门复函毛泽东等人表示“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你们的事业”；民革领导人李济深致电毛泽东等人表示“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伟大之成就，无比钦佩”；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人联名致电毛泽东等人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伫待明教”；华侨领袖陈嘉庚说：“国民党政府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而毛泽东则眼光远大”；洪门耆老司徒美堂则以《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原来对共产党了解不多……没想到，毛主席这样平易近人，民主协议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诗人柳亚子作诗确认“人民救主推毛氏，鬻国元凶恨将酋”……

正是在毛泽东的伟大人格与共产党的伟大“党格”的感召和吸引下，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最终在丢掉“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面达成一致，从而奠定了中共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共建新政协、新政权、新中国的政治思想基础。这也表明中共的领导地位与毛泽东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主席确实伟大！“去找毛泽东”确实正确！

“向北方”：民主党派的抉择与归途

组织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大道同行”“向北方”，集中体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海纳百川的政治胸襟、超凡卓绝的政治能力。正如周恩来所说的，“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是行动口号。这个行动即护送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解放区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到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肩上，他们因此开始了一段“兴奋与担心交并”的时期，并以高超智慧、高深韬略、高明举措彰显了中共统一战线的巨大魅力与能量。他们用一年左右时间将聚集在香港的各方面标志性、旗帜性的代表人物1000多人护送到解放区，其中自“五一口号”发布后由香港北上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产业等各界代表人士至少177人出席了“新政协”，占组成人员的相当大比例，其所宣示的“众星拱北、万水朝东”的“北上”政治意义更是影响巨大。他们的付出是巨大的，但他们的工作和事业是伟大而光荣的，也给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留下了“中共党员尤能以身作则，发扬高度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为民前锋，不辞劳苦”的深刻印象。《向北方》一书中诸如未雨绸缪、准备北上、“粉墨”登船、一段插曲、“金蝉脱壳”……“小标题”所反映的“向北方”的艰难历程，更加衬托和凸显了“向北方”组织工作的错综复杂与出色精彩，也同样“镌刻在共和国的记忆里”。

而那些“向北方”“知北游”的人们，以一路北上的所见所闻，使他们发生深刻的思想洗礼和认识转变：

马叙伦作诗“何来此彶彶，有凤在岐鸣。”

郭沫若作诗“栖栖今圣者，万里赴鹏程。”

叶圣陶在北上之“华中轮”上以庄子名篇《知北游》出谜语，自诩这也是一次“知北游”——知识分子的“向北方”运动。

诗人臧克家朗诵诗曰“我要快乐，我要欢呼，我要歌唱”——“一到解放区，不但人的作风大不同，连天地的颜色也似乎两样了。”

李章达在《华商报》刊登《新中国光芒万丈》一文，形容新中国“正如旭日初升，她给予每个中国人民以温暖。”

国民党和谈代表黄绍竑赋词曰“北国花正开，已是江南花落。”

李济深到北平后的一次谈话代表了众多民主人士的心声：“我深信，中国的革命在中共领导之下是必然成功的，民主的新中国是必然实现的。我进入解放区，自大连以至哈尔滨，所目睹的各项民主建设突飞猛进的事实，还有我们的朋友来自关内解放区所见所闻的事实，都是有力的证明。”

而福建籍作家司马文森写下《北行书简》11篇报告文学发表于《文汇报》——“我所要记录的，只是我那不可抑制的激动的心情”。其中《毛泽东，我们的亲人！》《一群真实、智慧而有光辉的人们》《携手在为人类幸福的斗争里面》等，从一个侧面反映和印证了中共和毛泽东的伟大、组织“向北方”工作的光荣、“知北游”抉择的正确。

通过阅读《向北方》一书，感悟“知北游”那段历史，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性，来自于历史的选择，也经受了历史的检验。由此也更加坚定了作为一名年轻的民革党员永远紧跟共产党干事业的决心与意志，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