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清晨,我打开手机,视频里出现的正是天安门升旗仪式直播现场;此时北京的天空还没大亮,天安门广场两侧已站满了来自祖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人们,有的人清晨四点从家里或者酒店出发驱车赶来,有的人则在广场上坐等了一夜,只为观看那激动人心的升旗仪式。
当天空升起第一缕阳光,一队护旗士兵抱着国旗、握着钢枪,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伴随着军歌出现在人们眼前时,人们的心情早已激动起来,个个举起了手机。自拍杆一个比一个高,人们要用自己手中的镜头记录下这一生中最难得的体验和珍贵的瞬间。雄壮的国歌在空中响起,广场上的人们也随之合唱起来,目睹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高高飘扬。此时,天安门广场上歌声、掌声、欢呼声,响成了一片,人们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看到如此壮观的场景,仿佛我也在人群之中,激起了心中的层层涟漪。
我亲眼目睹伟大祖国成立七十五周年来的发展经历。75年前,我国遭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以及解放前夕国共两党的血腥鏖战。此时,我在郑州黄河铁桥旁的邙山——国民党军队驻扎的窑洞里降生。三十天后,妈妈抱着我离开部队,离开了爸爸,回到老家江西萍乡爷爷奶奶家。不久,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加强工业建设,修公路、筑铁路、架桥梁……全面提高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素养和身体素质,学文化,扫文盲,讲卫生,除疾病。国内出现了一片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景象。
自妈妈抱着我从郑州回到家乡后,我就没有爸爸了,后来,妈妈也见不着了。是养父养母抚养着我,养父是湖南株洲市邮电局的线务员,妈妈是个传统的家庭妇女,她虽然没文化,但她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诚实善良的人。在养父母家里,我和其他新中国生长的小朋友一样度过了愉快的童年,直至我初中毕业,考上湖南省幼儿师范学校,来到了湖南省会——长沙。
人生是什么?是不自愿来的?不是!是自愿来的?也不是!是巧合。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我的生母也在同一个城市,就这样,我们有了联系。有一次,妈妈到学校来看我,并带我去小面馆吃面。那时,我十八岁和妈妈长得很像,坐在旁边的一位老奶奶夸我妈妈福气好,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大的女儿了。一路上,妈妈也跟我聊了聊小时候的事情,我试探性地问妈妈,我的爸爸在哪儿?妈妈犹豫了一会儿,慢慢地说,你原本姓肖,你现在的名字(张志君)是你养父给你取的。接着她又说,你爸爸的名字叫肖维圣,他已经死——了。从妈妈的语气中,我感觉到她内心深处有不可触及的伤痛,从此我再也没有提过了。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认识到,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伟大祖国建设中的一分子。这时,我毅然加入到了中国民主党派的队伍,成为了一名民革党员。
一天中午,我下班正准备回家。传达室值班阿姨对我说,有人找你。可站在我跟前的这位农村小伙,我并不认识。小伙急忙把手上的信函递给我,我一看落款是:肖维圣敬托。啊!肖维圣,是我父亲的名字!小伙告诉我,他伯伯在台北,受伯伯的嘱托,他特从江西萍乡到长沙来给我送信的。小伙要了我的详细通讯地址后,匆匆离开了。
我双手握着父亲的信,两眼模糊,泪如泉涌,我的父亲肖维圣,他还活在世上,他在台北。爸爸在寻找爷爷肖德彩、奶奶文氏、妻子金雪珍、女儿肖存玉。爸爸在信中特别问了妈妈的近况如何?可曾想到这时妈妈却因病带着深深的怀念走了,已离开了人世。
第二年春天,我见到了离别40年的父亲,那年他63岁。在长沙的家里,爸爸跟我说,那年在郑州跟你们母女离别后,去了上海,第二年到台湾。在金门待了不到一年,我们这批人就转退了,解散了。当时我25岁,没有生活来源,到处找工作,卖过梨,炸过油条,养过鸡……生活艰苦还无所谓,难过的是思念家乡,想念亲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几个老乡凑在一起吐吐苦水,相互安慰。他还说,离我们老家不远的一个老乡,也是我们的远房亲戚,他因思念父母妻儿,昼思夜想无法解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平日是我关照他,可有一天我下班回来不见人影,立即招呼几个老乡一起去找,怎么也找不着。几天后,我们在海边发现了他的一双鞋。
爸爸在长沙小住几天后又回到了台北。之后,我去台北看过他两次,爸爸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
几次我打电话问候时,他都说在看电视,看中央电视台四台的节目。我多次表示让他放弃台湾的生活,回到大陆来养老,我定会很好地照顾他。爸爸总是犹豫不决。直到2000年春,爸爸生病了,电话里听到他咳嗽的声音。在我一再劝说下,爸爸也许是真正看到了大陆经济飞速发展的实力,也许是理解了我对他的孝心,他终于下决心回到了广州。临别台北时,他将“健保卡”交给邻居将其注销,只带了一个小包,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就出发。
我和爱人在拱北海关接到爸爸时,他的身体极度衰弱,脸色惨白。回到家后,儿子雪来帮外公洗了澡,安排他舒舒服服睡了一觉。次日便住进了中山医科大附属三院,经检查诊断肺癌晚期。肺上的肿瘤将食道堵住,导致不能进食。肝上的肿瘤挤压气管造成呼吸困难。后通过鼻饲、输氧、消炎和注射营养点滴,爸爸的病情暂时得到了缓解。爸爸的脸色有了红润,他微笑着断断续续对我说,在台湾没有家的感觉。我说,台湾就像一只漂荡在海上的小船,大陆才是一块坚实的土地。爸爸向我伸出了大拇指。
爸爸住院期间,民革广州市委会副主委何志红同志及广州市委统战部领导都来医院看望了他。2000年4月24日下午,当我来到病房时,见爸爸的脸色不好,眼睛紧闭,情况不妙。这时,医生在爸爸的床头安上了心电监护仪并对我说,你父亲的病情很危急。我坐在床头紧紧地抓住爸爸的手,不停地呼唤着: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微微睁了一下眼,尽力握了一下我的手,即刻松开了。爸爸走了!爸爸就这样走了,他走得安心,实现了他魂归故里的心愿。
爸爸生前常跟我说,盼望两岸统一,两岸人民才能过上平安幸福的日子。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心愿,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强大,早日完成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使命。